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破产重整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存续，更关乎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深圳在破产重整领域的司法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尤其是在共益债机制、信用修复及市场化重整路径的探索方面，成效显著。本文将以深圳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司法实践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平衡债权人利益及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困境企业提供重生的可能性，并为其他地区的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一、中小企业破产重整的司法创新：以深圳西满塑料包装案为例
（一）法律适用：破产重整制度的灵活性与适用性
深圳西满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满公司”）破产重整案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在中小企业救治中的灵活适用性。根据《破产法》第七十条至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重整程序旨在通过债务调整、资产重组等方式，挽救具有持续经营价值的企业。本案中，深圳中院在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后，依法指定管理人并启动重整程序，严格遵循了《破产法》第七十五条关于管理人职责的规定，同时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机制，确保了程序的合法性与透明性。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重整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关于重整计划草案的修改与再次表决的条款。在首次重整计划草案未获通过的情况下，法院指导管理人重新招募投资人并调整方案，最终确保了计划的通过。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了《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为企业的重生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司法实践：疫情背景下的创新性救治措施
西满公司案的特殊性在于其重整过程跨越了新冠疫情爆发的关键时期。深圳中院在疫情期间采取了“急事快办”的司法创新措施，指导企业加速重整计划的执行。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法院在特殊情境下的灵活应对能力。
首先，法院通过管理人监督企业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确保复工复产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根据案例材料，西满公司在2020年2月9日申请复工，并于2月12日获批，2月14日即恢复部分生产。这种快速响应不仅保障了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也为民生物资的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次，深圳中院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积极推动重整资金到位，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法院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协调，帮助企业解决了复工复产中的实际困难。这种“府院联动”模式为中小企业在特殊时期的司法救助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理论探讨：破产重整的社会功能与司法价值
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西满公司案凸显了破产重整制度的社会功能与司法价值。破产重整不仅是对企业债务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更是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本案中，法院通过重整程序保留了企业的运营价值，避免了因清算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社会成本增加。
此外，本案还体现了破产法对债务人权益和债权人利益的双重保护。在债权人会议中，法院通过程序设计确保了各类债权人的参与权和表决权，同时通过引入新投资人和调整重整计划，最大程度提升了债权清偿率。这种平衡机制不仅增强了破产程序的公信力，也为律师在类似案件中提供了重要的实务指导。
二、共益债机制的引入：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企业重生
（一）共益债机制的法律适用
共益债的法律基础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和第43条。其中，第42条明确规定，共益债务是“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以及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而产生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继续营业所需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债务人财产管理费用等。第43条进一步规定，共益债务应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这种优先清偿地位确保了共益债投资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利益，从而激励投资人向困境企业注入急需的流动性资金。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共益债的引入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还通过其特殊的清偿顺序优化了资源配置。例如，在某些司法实践中，共益债甚至被赋予“超级优先权”，即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全额、以现金”的方式清偿，而无需等待重整计划的全部执行。这种机制在法律框架内为投资人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从而吸引更多资本进入破产重整领域。
（二）共益债机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在司法实践中，共益债的引入已成为破产重整案件的重要工具。例如，在ST正邦和ST步高的破产重整案例中，两家公司通过引入共益债融资，成功支付了重整费用并维持了运营。这些资金的注入不仅帮助企业避免了立即破产清算的命运，还为其重整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财务保障。最终，两家公司均顺利完成了重整，恢复了正常经营。
此外，在房地产行业的破产重整实践中，共益债也被广泛应用。例如，某房地产企业在重整过程中通过共益债筹集资金，用于完成未完工项目的建设。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资产价值，还保障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了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利益的多方平衡。这些案例表明，共益债的引入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在重整期间的流动性危机，从而为企业的重生奠定坚实基础。
（三）共益债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律师实务指导价值
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共益债机制体现了破产法中“利益平衡”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理念。一方面，共益债通过优先清偿权保障了投资人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资本进入破产重整领域；另一方面，共益债的资金用途通常被严格限定于企业继续营业或完成特定项目，这确保了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提升企业价值，而非被滥用或挪用。
对于律师实务而言，共益债机制的引入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首先，律师在设计重整方案时，应充分利用共益债的优先清偿权，吸引潜在投资人并增强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其次，在具体操作中，律师需协助管理人或债务人与投资人就共益债的用途、清偿顺序及违约救济条款进行详尽约定，以降低潜在的法律风险。此外，律师还需关注共益债的合法性审查，确保其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特别是在债权人会议表决和法院审批环节中，律师需提供专业意见以推动共益债协议的顺利通过。
三、从债务重组到产业升级：破产重整的市场化路径探索
（一）法律适用：破产重整的市场化特征与法律框架
破产重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核心制度，旨在通过债务重组、资产优化和经营调整，帮助企业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并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化路径的引入，进一步强调了债权人、债务人及第三方投资者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主决策的权利，符合《企业破产法》关于“重整计划应公平对待各类债权人”的要求。
市场化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程序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推动债务转股权（即“债转股”）等工具的灵活运用。例如，《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在特定条件下，法院可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这一条款为市场化债转股提供了法律保障，确保即便部分债权人反对，重整计划仍可推进，从而避免因利益分歧导致的程序僵局。
（二）司法实践：市场化债转股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市场化债转股的成功案例为破产重整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例如，大连机床集团的破产重整案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将47家金融性债权人的债权转化为股权，并集中持股于新成立的企业。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债权人分散持股导致的治理难题，还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治理能力。
这一案例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 法律与政策的支持：法院通过《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结合证监会相关规定，确保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合法性。
- 市场化机制的运用：债权人与投资人通过市场化谈判确定股权定价，避免了传统政策性债转股中“资源错配”的问题。
- 产业协同效应：通用技术集团作为战略投资人，不仅注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管理资源，推动了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化转型。
（三）理论探讨：市场化路径的深远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破产重整的市场化路径体现了法律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了破产法从“清算导向”向“重整导向”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符合现代破产法的国际趋势，也为律师实务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 债务重组与产业升级的联动：市场化路径强调通过债务重组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一逻辑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目标，尤其在高负债率行业（如制造业、房地产）中具有重要意义。
- 法律服务的专业化需求：律师在破产重整中不仅需熟悉破产法，还需具备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及税务筹划等多领域知识，以协助客户制定兼具法律合规性和商业可行性的重整方案。
- 债权人利益的多元化保护：市场化路径通过债转股、资产注入等方式提升企业价值，为债权人提供了更高的清偿率。这一机制对传统的清算模式形成了有力补充，体现了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动态保护。
四、深圳经验的启示：破产重整如何优化营商环境
（一）破产重整的法律适用：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保障
深圳市在破产重整领域的探索，尤其是全国首个《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的出台，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操作指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重整程序的核心在于通过债务重组和经营重整，挽救具有重整价值的企业。深圳的实践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例如，《指引》明确了“重整价值”的认定标准，结合市场需求、企业品牌价值和资源整合能力，确保重整对象的筛选更加精准。这一制度设计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还通过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为企业、债权人和投资人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此外，《指引》对实质合并规则的细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明确“人格高度混同”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指引》有效解决了关联企业破产重整中的法律适用难题。这种规则设计既维护了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又在特定情形下平衡了债权人利益与企业重整的需求，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司法实践中的深圳经验：信用修复与市场化机制的结合
深圳破产法庭在司法实践中，通过信用修复机制和市场化平台的结合，为困境企业的重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某高新技术企业在完成破产重整后，由于历史经营不善导致的纳税信用等级降低，严重影响了其融资能力。深圳破产法庭通过与税务机关的联动，成功修复了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这一举措不仅帮助企业恢复了正常经营，还增强了市场主体对破产重整程序的信心。
同时，“深破通”平台的建立，体现了深圳在司法实践中对市场化机制的深度运用。通过整合投融资信息、吸引产业投资人参与，深圳为困境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重整资金来源。例如，润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通过该平台成功引入产业投资人，避免了破产清算的命运。这种司法与市场的协同机制，不仅提升了破产重整的成功率，还有效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的成本，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三）理论探讨：破产重整对营商环境的深远影响
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破产重整的核心价值在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主体的再生能力。《企业破产法》赋予了重整程序以挽救功能，而深圳的实践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内涵。通过构建信用修复机制和市场化支持平台，深圳在重整程序中实现了“债务清偿—信用修复—市场回归”的闭环。这一模式不仅体现了破产法的社会功能，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此外，深圳的探索还凸显了破产重整程序的动态监督机制的重要性。《指引》通过明确债务人自行管理与管理人监督的转换规则，打消了企业申请重整的顾虑。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又通过动态监督确保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了破产重整程序的效率和透明度。
五、结论
深圳在破产重整领域的创新实践，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启示。从法律适用的细化，到司法实践的创新，再到理论层面的深化，深圳经验展现了破产重整在挽救困境企业、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多重价值。其他地区可以借鉴深圳的做法，通过完善法律规则、强化司法与市场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升破产重整程序的效率与效果，从而为优化营商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柯劲恒
